「明」日文念作あか，意指太陽升起四周轉亮的狀態，學界普遍認為這是紅色一詞的由來。

3、小黨有小黨的困難，大黨有大黨的包袱。但是，我們也必須給予其他台派政黨應得的掌聲。

作為在野小黨，為民喉舌是份內之事。相對於黃國昌的高調猛進，民進黨的默默努力，媒體並沒有給予太多的鎂光燈。這樣的意氣用事，對解決問題毫無幫助。近半年的時間，民進黨與台灣基進與許多民間人士合作，深入研究推敲，在不傷害言論自由的穩健前提下，推動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草案，與包括《國安法》在內的一系列修法。不應該因為改革的進程不如預期，就動輒以「沒做事」來聲討執政黨。

黃立委所提出的數字，有一大部份來自國民黨執政的縣市。不計較功勞的人，能走得更遠但是，我突然想到美國雷根總統奉為座右銘的一句名言：一個人能做什麼、能走多遠，如果他不計較功勞歸給誰，其成就將無可限量亞里斯多德理想中的國家正好相反：國家是主要關係的放大。

即使在公元前四世紀，他也似乎更擔心人口過多，而不是太少的問題。這真的是很狠毒的方法，因為一旦貶低了自己，要污辱周遭的所有人就很容易。卡達萊讓人得見，當人心只感覺得到恐怖時，所有人是如何處在失去道德標準的險境： 每一天我們都感覺集體內疚的齒輪和輪子將我們進一步往下壓。有些人為了隱瞞真相而準備忍受一切。

公民之間的實用友誼，其運作範圍比職場或學校裡的實用友誼大得多。不過亞里斯多德強調公民同胞的關係是一種友誼，是因為他認為幸福的城邦不應該超過某種規模。

我們不得不表明立場、指控、毀謗——先是對自己，然後是對其他所有人。亞里斯多德把這種公民友誼的基礎稱為「公民和諧」（civic concord），以形容對同屬一國的其他個人堅定不變的態度。一個好的城邦政府，會以人民的幸福為目標，需要以公民之間的友誼為基礎，也會促進這種友誼。在一段多少世紀來都擲地有聲的敘述裡，他承認對財產所有權的監管會導致不滿：「如果享受產品和生產工作這兩者最後並不對等，做得少卻拿得多或享受得多，和做得多卻拿得少的兩種人之間，一定會產生抱怨。

」他嚴肅地做了結論，認為這些是難以解決的問題：「整體來說，要共同生活並分享所有人類事務並不容易，尤其是分享類似這樣的東西。民主體制可能做出更好的決定個人關係是政治共同體的支撐力量，而亞里斯多德就藉由個人關係的健康程度，來思考政治體制。全世界有超過半數的人們，目前都是生活在選舉制的民主國家，但是以亞里斯多德的道德標準來看，這些國家之中有很多都大舉接受全然的惡行：大多數的統計資料都顯示，現今只有不到四成的人們，是生活在尊重基本人權及法律規範的國家。」 他知道民主會衍生很多問題。

亞里斯多德的《政治學》首度被翻譯成現代語言，並且被上述體制的擁護者加以運用的那一刻，歐洲政治理論的詞彙也就問世了。亞里斯多德說得很清楚，只愛自己，而且拿取的社會資源超過自己應得分量的人，理應受到譴責。

他驚愕又不以為然地提到巴比倫，說它大到「被攻陷時，有好大一部分的市民三天後還不知道」。一六四九年一月，英格蘭國王查理一世被斬首，一個月後，思想家約翰．密爾頓（John Milton）的《論國王與官吏的職權》（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）出版，主張在國王只對上帝負責的情況下，弒君有理，書中就使用了亞里斯多德在《政治學》裡對君主所下的定義

一艘船不能太小（不比一隻手臂寬），也不能太長（大約四百公尺），否則都會無法有效運作。亞里斯多德相信，公民社群要運作良好，它的規模就跟船一樣，自然有其限制。「雖然每名水手各司其職——有人划槳，有人操舵，有人眺望，還有人負責其他類似的特定任務」，而各自的能力也是個人獨有，但他們追求的都是同一個目標，「安全航行是所有人的事」。在一段多少世紀來都擲地有聲的敘述裡，他承認對財產所有權的監管會導致不滿：「如果享受產品和生產工作這兩者最後並不對等，做得少卻拿得多或享受得多，和做得多卻拿得少的兩種人之間，一定會產生抱怨。亞里斯多德最嚴厲批評的是專制，他說殘暴的專制會打壓公民培養自尊與自信的任何活動。公民之間的實用友誼，其運作範圍比職場或學校裡的實用友誼大得多。

亞里斯多德理想中的國家正好相反：國家是主要關係的放大。每過一天、每過一個鐘頭，從道德價值上剝下來的肉又多了一些。

就如他在《修辭學》裡冷冷地說，「遭受酷刑的人很可能會以假亂真。人不會想從朋友身上賺錢」。

全世界有超過半數的人們，目前都是生活在選舉制的民主國家，但是以亞里斯多德的道德標準來看，這些國家之中有很多都大舉接受全然的惡行：大多數的統計資料都顯示，現今只有不到四成的人們，是生活在尊重基本人權及法律規範的國家。對於使用酷刑來挖掘資訊的政權，亞里斯多德是這麼回應的：別再那麼做了，因為沒有用。

一個好的城邦政府，會以人民的幸福為目標，需要以公民之間的友誼為基礎，也會促進這種友誼。文：伊迪絲．霍爾（Edith Hall）「安全航行是所有人的事」 在亞里斯多德的政治理論裡，我們與其他公民的關係，屬於特殊類別的實用友誼，因共同的利益而存在，當共同的自我利益消失時，這種友誼也就結束了。他提到科林斯（Corinth） 有位立法者主張，最好的政策是始終維持同樣的人口數。這些活動顯然包括了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等哲學家在做的事——「組織研究圈及其他討論會」。

卡達萊讓人得見，當人心只感覺得到恐怖時，所有人是如何處在失去道德標準的險境： 每一天我們都感覺集體內疚的齒輪和輪子將我們進一步往下壓。今天，我們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樂於生活在壓制自學或討論的體制之下，事實上，應該說除了民主以外的體制，我們都無法接受。

遺憾的是，永遠會有公民無法參與公民和諧計畫，就像他們永遠無法在私生活中建立真正的友誼，「因為他們總想得到超乎自己應得的利益，該承擔的工作和公共責任卻能推就推」。同樣地，在幸福的國家裡，雖然公民從事不同的職業，但整個社會的福祉就是他們共同的目標。

伊斯梅爾．卡達萊（Ismai l Kadare）的《阿伽門農的女兒》（Agamemnons Daughter, 2003），就深刻地描寫出所有人際關係在失序的國家裡，可能會退化成什麼樣貌。即使在公元前四世紀，他也似乎更擔心人口過多，而不是太少的問題。

亞里斯多德的《政治學》首度被翻譯成現代語言，並且被上述體制的擁護者加以運用的那一刻，歐洲政治理論的詞彙也就問世了。他驚愕又不以為然地提到巴比倫，說它大到「被攻陷時，有好大一部分的市民三天後還不知道」。但只要大多數的公民彼此以朋友相待，整個國家都可以追求幸福。一六四九年一月，英格蘭國王查理一世被斬首，一個月後，思想家約翰．密爾頓（John Milton）的《論國王與官吏的職權》（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）出版，主張在國王只對上帝負責的情況下，弒君有理，書中就使用了亞里斯多德在《政治學》裡對君主所下的定義。

亞里斯多德把這種公民友誼的基礎稱為「公民和諧」（civic concord），以形容對同屬一國的其他個人堅定不變的態度。」不過，即使只是有居住權的外國人，不具備公民的權利，他還是選擇在雅典度過了三十載以上的成年人生， 因此他想必並不認為民主體制是有害的。

」他嚴肅地做了結論，認為這些是難以解決的問題：「整體來說，要共同生活並分享所有人類事務並不容易，尤其是分享類似這樣的東西。」 他知道民主會衍生很多問題。

不過亞里斯多德強調公民同胞的關係是一種友誼，是因為他認為幸福的城邦不應該超過某種規模。人口過多也會導致貧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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